內容提要：本文的研究對象張易，是元朝前期政治舞臺上的一個重要人物。他曾是元世祖忽必烈身邊的“潛邸舊侶”，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，官至中書平章政事、樞密副使，但却由於捲入至元十九年阿合馬遇刺事件，而被誅殺。張易在《元史》中無傳，也無碑銘等傳記資料傳世，生平事迹一直模糊不清。本文鉤稽史料，考證了元朝前期文人王惲《秋澗集》中的元仲一實際上就是張易。同時本文還討論了張易進入忽必烈幕府的時間和經過，及其在潛邸時期的若干事迹。

關鍵詞：張易、元仲一、張啓元、忽必烈、元朝

在元世祖忽必烈奪取汗位、推行漢法、建立元朝、統一全國的過程中，他身邊的漢族士人集團發揮過巨大作用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。這些漢族士人，大多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已被搜羅到王府或封地擔任各類工作，屬於學者所稱忽必烈的“潛邸舊侶”。及至忽必烈即位，其“潛邸舊侶”布列臺閣，成為“國朝名臣”，死後也得以追官贈爵、樹碑立傳，名耀正史。不過仍有個別例外的情況，本文的討論對象張易（？—）即屬其列。在這批“潛邸舊侶”中，張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早在中統元年（）即首拜中書參知政事，參與元初一系列重大政策、制度的規劃擬定。到至元（—）中期，“潛邸舊侶”中很多人已經去世，存者或休致在家，或退居閑曹，惟有張易仍然長期擔任中書省、樞密院要職，“十年黃閣富經綸，落落蒼髯社稷身”，幾乎成為“潛邸舊侶”在高層政壇碩果僅存的代表。然而，這樣一位重要人物，却因捲入至元十九年（）三月的阿合馬遇刺事件被處死，致使身後寂寞，聲名不彰，沒有留下碑銘行狀之類生平資料，《元史》亦因無所依據而不為立傳，世事炎涼，令人感慨。長期以來，學術界對這位神秘人物並非全無關注，唐長孺、袁冀、白鋼、王頲四位先生均著專文加以研究。遺憾的是，儘管關於張易的史料非常缺乏，但仍然有重要資料未曾引起上述學者注意，以致對張易的研究尚存待發之覆。本文首先要探討的，是元人王惲《秋澗集》中數次提及的一位13世紀中葉重要人物“元仲一”。他實際上就是張易，但却由於名字的差異而被學者失之眉睫。在論證元仲一即張易的基礎上，再對張易作為“潛邸舊侶”的幕府事迹進行若干梳理。不當之處，敬請方家指教。

一、元仲一與張易的身份特徵高度重合

關於13世紀中葉的這位“元仲一”，明確提到他的資料一共有四條，均見於《秋澗集》。其中包括一封書信和三首七律。書信題為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，內容稍長，茲先迻錄於下：

正月十四日，王惲頓首再拜白：蓋聞居天下有二道焉，出與處而已。伏惟書記上人聰明特達，居天下至靜之中，窮聖學大衍之道，積有年矣。回視斯世，若不足玩，至於或出或處，安往而不可哉？第所可惜者時也。

朝廷嚮明而治，聖王順應而行，圖回天功，混一區宇，網羅英俊，片善俾舉。彼聞風興起者，雖山澤之芻蕘，布衣之賤士，思砥節礪行，竭力悉智，願仰副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。若曰薦舉不私，用養得所，其職在於賓師之賢，遇知主上之人，朝夕引翼，一歸於正，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，此天下重事，而治亂之所係也。故《傳》曰：“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。”又《詩》云：“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”蓋言世顯之士能如是也。

嗚呼！何君不聖，何王不明，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，臨事不惑，斷於中而察於外，夫然後可得非常之士，而能建莫大之功。當今之時，可以與權者，舍上人一二輩，其孰與哉？若僕也，蟫蠧書史，兀坐窮年，佔畢之外，百事不解，爾來二十有八年矣。《傳》曰：“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僕每讀至此，未嘗不掩卷嘆息，內增愧赧。噫！自治不勇，而喋喋於左右者，何哉？蓋僕恨以荒疏無似，不能卓然自表於世，而上人遭際乃爾，君臣之義既不可廢，今日之出，可謂千載一時也。伏惟書記上人藉有為之資，乘可致之勢，出則為王者之師，處則不失高尚其事，若僕所謂可惜者，如是而已矣，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？

西狩尚遙，想當遠去，略布鄙懷，惟上人其圖之。惲載拜。

三首七律，第一首題為《贈元仲一書記》：

名寓緇衣行碩儒，蒲輪却走事巗居。萬緣擺去聊乘化，一念深來為讀書。黃閣經綸宜自重，青山談笑未全疏。相望未入廬山社，日暮碧雲思有餘。

後兩首題為《和元仲一詩韻二首》：

世事紛挐八九違，未容丘壑淡忘機。須知霖雨思賢佐，終擬卿雲挾日飛。麟閣勳名驚壯節，虎溪公案覺前非。會看杖策軍門去，滿眼行山空夕暉。

娛志詩書不厭貧，蟄龍冬臥不求伸。應憐擁篲侯門下，何似行歌澗水濱。沙鳥忘機還自樂，池蛙睅目欲誰嗔。悠悠物理吾難料，會得摳衣問上人。

四條資料當中，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的寫作時間可以考定。書信開端即標明寫於“正月十四日”，至於具體年代，也很容易推知。因為作者王惲在信中說“若僕也……爾來二十有八年矣”，說明他這一年二十八歲。我們知道王惲生於年，那麼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就是年。也就是說，該信的寫作時間是年正月十四日。三首律詩的內容與書信互相印證，可知其寫作時間相去不遠。通過這四條資料，可以看出元仲一的一些身份特徵：

首先，他是一位僧侶。因為王惲一再稱其為“上人”，這通常是對僧侶的尊稱。加上《贈元仲一書記》首句云“名寓緇衣行碩儒”，“緇衣”是僧侶的服裝，既然“名寓緇衣”，又與“行碩儒”對舉，肯定是佛門中人無疑了。

其次，他雖然“名寓緇衣”，其行却屬“碩儒”，並未忘情世事，而是“青山談笑未全踈”，“未容丘壑淡忘機”。在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寫作的年初，這位元仲一已經拘於“君臣之義”，即將出山“為王者之師”了。《和元仲一詩韻二首》有句“虎溪公案覺前非”，係借用東晉高僧慧遠的典故，描寫元仲一由“處”到“出”的轉變。元仲一出山后要效勞於哪一位“王者”呢？當然就是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所言“順應而行，圖回天功，混一區宇，網羅英俊，片善俾舉”的“聖王”。只要對13世紀中葉北中國的政治形勢有所瞭解，就會知道這毫無疑問是指奉憲宗蒙哥汗之命主管“漠南漢地軍國庶事”的忽必烈。至於元仲一的“書記”頭銜，固然有可能是指寺院之職，但從王惲詩文中“黃閣經綸”、“麟閣勳名”、“杖策軍門”、“可以與權”、“藉有為之資”、“乘可致之勢”等語句判斷，“書記”應當是元仲一出山應聘的職務。考慮到忽必烈王府中設有書記一職，有理由相信，元仲一擔任的就是忽必烈王府中的書記。

從內容上看，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顯然是一封干禄謁進的求薦信，三首七律基本上也是干謁之作。王惲對於干謁對象元仲一大力吹捧，不乏阿諛奉承之辭，足見後者是個重要人物，必非藉藉無名之輩。至於他究竟是誰，學者迄今未有解釋。按以僧侶身份出任王府書記，在當時首先可以想到一人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劉秉忠。然而，劉秉忠早在年即已進入忽必烈潛邸，因此他絕對不可能是年初還面臨“或出或處”抉擇，被人慫恿“今日之出，可謂千載一時也”的元仲一。那麼，難道在忽必烈王府中還有另外一位僧侶書記嗎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他就是張易。

張易早年生活坎坷，有行乞和被收養的經歷，一度落發為僧。後來進入忽必烈潛邸，出任王府書記。相關記載，見於劉致為姚燧編寫的《年譜》：

《先君日記》云：“中統二年，奉旨令右丞相公于平陽、太原行中書省。”平陽、太原，河東、山西也，是中統、至元皆嘗行省其地。右丞，則前書記張公也。本姓魯，父名聚。社日生，小字社住，太原臨州臨泉縣使君莊人。父為人所殺，其母負公行丐於市。至郝太守家，有張孔目者無子，攜去，養以為子，因冒張姓。長祝發為僧。及遇知世祖皇帝，得所攀附云。

按據《元史》本紀：中統二年六月“以……張啓元為中書右丞”。十月“庚子，以右丞張啓元行中書省於平陽、太原等路”。張啓元即張易（對此下文再敘），故可知上引《年譜》中的“右丞相公”、“前書記張公”，就是張易。這段資料提到張易的籍貫是臨州臨泉（今山西臨縣），與其他材料互有歧異，尚有待進一步研究。而它對張易早年經歷的記載，在現存史料中則是僅見的，價值彌足珍貴。

更重要的是，按照古代文人的寫作習慣，對詩文唱酬、投贈對象一般不會直呼其名，而是稱其字號。也就是說，元仲一的“仲一”應當是字號。而張易恰好字仲一，對此有多條材料記載。當時文獻，亦時以“張仲一”稱之。如年郝經向忽必烈上《班師議》，其中有云“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”。王惲《中堂事記下》敘忽必烈即位前派張易聘問名士李俊民一事，謂：“己未（）間，聖上在潛，令張仲一就問禎祥。”元仲一與張易，同是僧人，同為書記，還同時具有“仲一”的字號，這樣的身份特徵實在是過於巧合了。這不能不使我們強烈懷疑，他們就是同一個人。

二、元仲一之“元”取自張易法名

事實上，上文所引《姚燧年譜》關於張易的記載，唐長孺、白鋼、王頲均已加以引用並闡釋。也就是說，張易曾經出家為僧、後任王府書記的經歷，這三位學者都是知道的。既然如此，他們為什麼沒有把張易與被稱為“書記上人”的元仲一聯繫起來？為什麼沒有利用關於元仲一的史料來研究張易？原因就在於元仲一的“元”字無法解釋。儘管同是僧人，同為書記，同以“仲一”為字號，但畢竟一個是元仲一，一個是張仲一，關鍵的首字之差成為障礙。根據《姚燧年譜》，我們知道張易原本姓魯，可是難道他還姓過元嗎？

幸好有一條線索可以解開元仲一之謎，這就是張易的另外一個名字——張啓元。《元史》卷四《世祖紀一》四次提到張啓元之名：

（中統元年）夏四月戊戌朔，以……粘合南合、張啓元為西京等處宣撫使。

七月……癸酉，以燕京路宣慰使禡禡行中書省事，燕京路宣慰使趙璧平章政事，張啓元參知政事。

（中統二年六月）庚申，……以不花為中書右丞相，耶律鑄為中書左丞相，張啓元為中書右丞。

十月……庚子，以右丞張啓元行中書省於平陽、太原等路。

另外，《元史》卷一一二《宰相年表》所列中統元年參知政事亦為張啓元。根據王惲《中堂事記》，可知中統元年七月到二年五月的參知政事是張易。現存史料當中，未曾發現其他人在這段時間擔任過參知政事一職。因此，基本可以肯定張易、張啓元是同一個人，相關研究也都普遍持此看法。問題就是張易為什麼又叫張啓元？對此一共有三種解釋：

一，“啓元”是張易的字。屠寄較早主張此說，但這與張易字仲一不合。王頲提出一個修正的看法，認為“啓元”是張易的“初字”，即張易先以“啓元”為字，後來才改字“仲一”。改字的原因，則是至元八年（）創立“大元”國號後為避“國諱”而改。這一看法顯然不能成立。早在憲宗六年（），許衡寫給張易的信即稱其為“仲一”。而且如上文所述，年郝經《班師議》也提到“張仲一”。這說明“仲一”之字絶不是晚到至元八年以後才改的。既然在中統元年（）以前，張易已經取字“仲一”了，中統元年方才出現在文獻裏的“啓元”怎麼可能是張易的“初字”呢？況且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，元朝規定要將本朝國號視為“國諱”加以避忌，其他朝代也未見這樣的做法。

二，“啓元”是張易的號。這是白鋼的觀點。此說不無成立的可能，但也存在明顯的疑點，即提到張啓元之名的《元史》本紀和宰相年表取材于《實錄》、《經世大典》這樣的元朝官修著作，而官修著作通常不會用別號來稱呼一個人。例如許衡號魯齋，王磐號鹿庵，魯齋、鹿庵之稱只能是在私人通信、筆記、題跋或詩文唱酬投贈時使用，很難想像官修著作會將二人的名字記載為“許魯齋”、“王鹿庵”。假如張易號啓元，則“啓元”之號在私人著述當中未曾見到，反而出現在官修著作裏，這是讓人難以理解的。而且，與魯齋、鹿庵之類相比，“啓元”從字面看上去也不大像是士人的別號。

三，“啓元”是張易的別名。唐長孺持此意見。不過他在文章中只是簡單地說“張易一名啓元”，並未加以論證。此說或許較近事實，但不夠準確。從現有史料來看，張啓元之名只出現在中統年間，最晚約在中統三年，此後即不見記載。在《元史》紀、表當中，張啓元與張易二名始終不曾同時出現，而有前後之分。因此，與其說“啓元”是張易的別名，不如說是他的“曾用名”更加妥帖。那麼，這個曾用名因何而來？在我們了解張易早年的僧人經歷後，可以提出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。

僧人出家後的稱謂與常人不同，要新取法名，不再沿用俗家姓名。具有一定地位的僧人，在法名以外往往還另有字、號。時人與之交往，也不會再稱呼他的俗家姓名，而是用法名或字、號相稱。即以張易的好友劉秉忠為例。劉秉忠前半生的經歷與張易極為相似，年輕時也曾出家為僧，後入忽必烈潛邸幕府，擔任書記。他初名侃，字仲晦，出家後法名子聰，仍字仲晦，號藏春散人。至元元年，始還俗拜官，更名秉忠。出家期間，友人詩文唱酬，通常以其字、號相稱，平時亦或尊稱其為“聰書記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幕府同僚姚樞寫過一組五言古詩，題名《聰仲晦古意廿一首愛而和之仍次其韻》，末有自跋，云“甲寅春二月廿有七日書于吐蕃滿底城東北二百里荒山行帳中”。甲寅為年，時姚樞隨從忽必烈遠征大理。其唱和對象聰仲晦，顯然就是同在軍營當中的子聰。“聰仲晦”的稱謂，是截取法名子聰的後一字，放在其字仲晦之前，形成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三字組合。對子聰的這一稱謂並非特例。金元之際的著名“詩僧”性英，字粹中，號木庵，與士大夫多有交往。北方文壇領袖元好問在文集中一再提到性英，稱之為英上人、英禪師、粹中或木庵。除以上尊稱之外，時人還以“英粹中”一名來稱呼他。例如趙秉文有詩《同英粹中賦梅》，耶律楚材有詩《和少林和尚英粹中山堂詩韻》，段成己有詩《和答木庵英粹中》。英為法名性英之末字，粹中則係其字。英粹中之稱，同樣是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三字組合。

其實，用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“某+某某”三字組合方式來稱謂僧人，在宋元時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。錢大昕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卷八《楊岐山禪師廣公碑》指出：

廣公者，乘廣也。古人稱僧曰“某公”，皆以名下一字，故支道林曰林公，佛圖澄曰澄公，竺道生曰生公，慧遠曰遠公，寶志曰志公，齊己曰己公。宋、元人稱僧，或名、字兼舉，若洪覺範、妙高峰、柏子庭、噩夢堂、訢笑隱、泐季潭之類，亦取名下一字。今世知之者鮮矣。

錢大昕所說宋元時期稱呼僧人“取名下一字”，其實就是法名末字；“或名、字兼舉”，也就是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三字稱謂方式。他舉出的六個例子全都如此。洪覺範，即德洪（字覺範，—）；妙高峰，即原妙（字高峰，—）；柏子庭，即祖柏（字子庭，—？）；噩夢堂，即曇噩（字夢堂，—）；訢笑隱，即大訢（字笑隱，—）；泐季潭，即宗泐（字季潭，—）。實際上，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。上面提到的“聰仲晦”、“英粹中”，顯然均屬相同情況。

張易既曾出家為僧，則必有法名。可惜文獻當中並無明確記載。在進行了上面的討論之後，顯然可以作出一個合理的推測：他的法名就是“啓元”！這樣的話，圍繞張易早年名字的所有疑問，包括“元仲一”與“張仲一”的差異，都會渙然冰釋。由於其法名為啓元，時人用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方式來稱呼他，就成了“元仲一”。像劉秉忠被稱為“聰書記”一樣，他有時也被稱為“元書記”。張易還俗之初，並未另起新名，而是僅以俗姓冠於法名之上，就成了“張啓元”。後來他重新起名張易，“啓元”一名廢置不用，所以“張易”和“張啓元”從未同時出現，“元仲一”的僧侶尊稱，更是逐漸被時人遺忘了。僧啓元（元仲一）——張啓元（張仲一）——張易（張仲一），這就是張易名字的變化軌迹。

三、張易入幕的時間和經過

在論證了元仲一即張易之後，我們可以對張易的早年事迹，主要是13世紀50年代的事迹重新進行梳理。

由於張易沒有留下成文的傳記資料，因此有關其早期生平的許多重要問題，諸如何年出生、何年出家、隸名何寺、師從何僧，全都不知其詳。比較而言，張易何時加入忽必烈潛邸幕府，似乎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，因為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點。學者對此有過討論，但看法不一。唐長孺推測當在“憲宗三年癸丑（）或稍前”。袁冀的判斷是“憲宗四年前”。白鋼則認為“當為‘歲丁未’，即年”。實際上，王惲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明確的答案，那就是憲宗四年（甲寅，）。如上文所言，這封書信寫於年正月十四日。寫作地點，則應當在王惲的家鄉衛州（今河南汲縣）。信中吹捧張易“至於或出或處，安往而不可哉”，“出則為王者之師，處則不失高尚其事”，同時又以“可惜者時也”加以慫恿，謂其“遭際乃爾，君臣之義既不可廢，今日之出，可謂千載一時也”。這些語句表明，在年正月，張易已接到忽必烈的徵聘，但尚未正式赴聘。另外，信中徑用“書記”職銜稱呼張易，最後又說“西狩尚遙，想當遠去”，意味着張易其實已經接受了徵聘，赴聘只是時間問題。前引王惲《和元仲一詩韻二首》之一尾聯云“會看杖策軍門去，滿眼行山空夕暉”，寓意大致相同。所謂“西狩”、“軍門”，指的正是遠征大理的忽必烈。忽必烈之前奉命遠征大理，年初班師北返。此時與王惲在衛州會面的張易，大約隨即就西行“遠去”投奔忽必烈軍營了。對此可引劉秉忠之詩為證。《藏春詩集》卷二《途中寄平章張仲一》：

觸熱從軍數載還，高家書記到何官。道存賢聖行藏裏，人在乾坤動靜間。為善不圖垂報施，濟時寧畏涉艱難。惟君胸次明如鏡，照我區區兩鬢斑。

詩中首句云“觸熱從軍數載還”，顯然是指劉秉忠隨侍忽必烈南征大理之行。忽必烈征大理，自年秋出發，至班師北還約有兩年。劉秉忠自入幕府，從軍出征，除此次外，尚有年攻鄂之役。但攻鄂之役前後只有一年，難謂“數載”，況且當時張易與秉忠同在軍中，不應有途中寄詩之事。因此，這首詩的寫作背景，應當是劉秉忠在隨軍自大理北返途中，得知張易已經西行前來軍營，因而寄贈後者。詩題《途中寄平章張仲一》，不確。此時張易尚未還俗，當不會使用俗姓，其“平章”官銜，更是至元七年（）開始才有的。該題應係商挺等人在劉秉忠死後編纂《藏春詩集》時添改。

《藏春詩集》卷三《六盤會仲一飲》：

青雲自笑誤歸期，回首關山滿別離。禮樂詩書君負苦，東西南北我成癡。碧梧一葉秋風起，銀竹千林春雨垂。塞下相逢一杯酒，貴傾肝膽略無疑。

按年五、六月間，忽必烈在班師途中曾經留駐六盤山，該詩肯定寫於此時。因為首聯云“青雲自笑誤歸期，回首關山滿別離”，與班師背景相符，而且根據劉秉忠生平經歷來看，他路過六盤山大概也只在南征大理前後才有可能。毫無疑問，這時張易剛剛到達軍營，與劉秉忠“塞下相逢”，從此進入了忽必烈潛邸幕府。蕭啓慶先生指出：“年前後，可說忽必烈一生事業的奠基期。”對於張易來說，這段時間同樣是他一生事業的奠基期。

援引張易入幕的關鍵人物，學者們普遍認為就是劉秉忠。儘管史無明文，但這一推斷從邏輯上講幾乎無可懷疑。從零散資料來看，劉秉忠與張易二人經歷相符，學養相似，交誼深厚，前者又素以替忽必烈羅致人才為己任，推薦張易入幕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實際上，在對忽必烈“潛邸舊侶”進行研究時，張易歷來都被歸入以劉秉忠為核心的“邢臺集團”。“邢臺集團”諸人進入忽必烈幕府，幾乎無不出自劉秉忠推薦，張易應當也不會例外。各人入幕時間可考者，李德輝、張文謙在年，馬亨在年，張耕、劉肅在年，王恂在年。相比之下，張易的入幕時間相當晚，很可能是與比他小一輩的王恂同時受到徵召。其所以如此，大概只有一種解釋，那就是張易結識劉秉忠也比較晚。如前文所述，張易的籍貫有不同說法，但無論臨泉、交城還是忻州，都與劉秉忠等人的家鄉邢臺相距甚遠，他年輕時結識劉秉忠的可能性似乎不大。目前只有一條資料表明張易在入幕之前即已結識劉秉忠，即齊履謙《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》：

公諱守敬，字若思，順德邢臺人。生有異操，不為嬉戲事。祖榮，號鴛水翁，通五經，精於算數、水利。時太保劉文貞公（引者按：即劉秉忠）、左丞張忠宣公（按即張文謙）、樞密張公易、贊善王公恂同學于州西紫金山，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，以故俾公就學于文貞所。

這條資料顯示劉秉忠、張文謙、張易、王恂四人曾經在紫金山“同學”，隨後郭守敬也加入了他們的學習隊伍。然其“同學”究竟係何時，却未明言。根據張文謙的神道碑，他與劉秉忠在“小學”就是同學。白鋼由此認為，張易與以上二人在紫金山“同學”的時間也是“小學”時期，具體大約在至年。然而，王恂是年才出生的，郭守敬也生於年。白鋼的觀點，實際上就是不承認王、郭二人也曾一起在紫金山“同學”的可能，也就是在没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否定了齊履謙《行狀》這段記載的真實性，未免失之武斷。按張易生年雖不詳，但估計當與劉秉忠（年生）、張文謙（年生）相去不遠，比王、郭二人都要大十幾歲。因此，如果五人確曾“同學”的話，時間不可能很早，總應當在王、郭二人基本成年之後。近年葛仁考發表論文，揭示出劉秉忠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歷，即曾在年返回家鄉邢臺。葛氏因而推斷，五人紫金山“同學”之事，就發生在年之後，是以劉秉忠為核心的術數講習活動。大約在或年，劉秉忠、張文謙離開邢臺，隨從忽必烈南征大理，講習活動結束。這一推斷，雖然也還缺乏十分堅實的論據，但可以將現有的片斷材料大體理順，似乎是能夠成立的。這樣的話，張易入幕的具體背景也就容易解釋了。《藏春詩集》卷一所收一首劉秉忠與張易道別的詩作，很有可能即作于此時：

四旬未老頭先白，可笑區區紙上名。張翰且休歸故里，謝安應不負蒼生。窮通此際難開口，離合中年易動情。恨殺溪流與山色，天南地北送人行。

首句自謂“四旬”，表明此詩應當作於劉秉忠四十歲亦即年前後。考察劉秉忠的行實，自離邢回到幕府，他一直陪侍在忽必烈左右，年負責營建開平，年隨伴攻宋，其間似乎未曾離開幕府他往。同時，張易自年進入忽必烈潛邸後就與劉秉忠聚在一起，年前後也未見有離開幕府的行迹。故詩中“四旬”當是約指，該詩很可能就作于紫金山“同學”這一段經歷結束，啟程前往和林之際。此時張易或許有返回山西的打算，故而劉秉忠在詩中用西晉張翰的典故，勸他不要返鄉。同時又運用東晉謝安隱居東山不肯出仕，時人云“安石不肯出，將如蒼生何”的故事，既讚頌張易的德行和才華，也隱含勸說他出山入仕的寓意。或許正因如此，重返潛邸的劉秉忠很快就向忽必烈推薦張易，聘請他做王府書記。

元人劉敏中在為邢臺人董禧所寫的神道碑中記載：“邢為順德王答剌罕世封分邑，而太保劉文貞公、左丞張公仲謙（引者按：即張文謙。仲謙為張文謙字）實其鄉閭。若安撫李公子敬、平章張公仲一、翰林承旨王狀元先生，嘗所往來寓留。皆與公（按即董禧）交甚款，屢薦用不起。至元初，授順德諸軍奧魯千戶，非其志也。”這段話提到張易曾經“往來寓留”於邢臺，但未說明具體時間，只知道不晚於“至元初”。既然在邢臺已有結交很深的朋友，則其“往來寓留”當非匆匆路過，而是有一段滯留的時間。結合已知的張易事迹來分析，他在入幕以後，直到中統年間，恐怕都不再會有大段時間到邢臺“往來寓留”。其與董禧的交往應當發生在入幕前，極有可能就是上面所說年後與劉秉忠等人在紫金山“同學”這一階段。

綜合以上論述，可以對張易入幕經過進行如下推測。最晚在年前後，僧人身份的張易（啓元、元仲一）已經離開山西，在邢臺一帶活動。適逢劉秉忠返回邢臺，二人結識（或之前已結識，然自此始有深入交往），並與張文謙、王恂、郭守敬共同講習術數。忽必烈南征大理前夕，劉秉忠回到軍營，推薦了張易和王恂。年，忽必烈正式聘請張易擔任王府書記，年輕的王恂則被委以太子伴讀之職。年初，張易由衛州西行，奔赴班師途中的忽必烈軍營。他此時出現在衛州，有可能之前已自邢臺移居於此，也可能是從邢臺出發，先南下再折而西行，途中經過衛州。從衛州出發前，當地士人王惲致書求見，兩人見面並互贈詩作。西行路經京兆（今西安）時，還曾與許衡相逢（詳下）。這一年五、六月間，張易到達六盤山，與忽必烈、劉秉忠一干人會合，他的政治生涯就此開始。上述推測或許並不完全確切，但對於現有史料而言，大概可以算作一個比較合理的詮釋。

四、幕府時期的張易

從年入幕，到年忽必烈登上汗位，張易經歷了六年潛邸幕府生涯。關於他在這段時間的活動，史料仍然寥寥可數，很難深入討論。不過通過有限的史料，還是可以得出一個印象，那就是儘管張易入幕較晚，但在幕府中地位十分重要。

王惲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首先給我們這樣的印象。儘管張易尚未進入幕府，但王惲對他的前景已經非常看好，稱“當今之時，可以與權者，舍上人一二輩，其孰與哉”，謂其“藉有為之資，乘可致之勢”，即將“為王者之師”，以“賓師之賢”，“遇知主上之人，朝夕引翼，一歸於正，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”。甚至還預言張易的出山事關“治亂之所係”和“生民”幸與不幸。在贈詩中，也以“黃閣經綸宜自重”、“麟閣勳名驚壯節”一再勉勵。作為干祿謁進之作，上面這些話自然有不少阿諛奉承的成分，但也不能完全視為盲目吹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時對張易抱有較高期待的人大約並非個別，至少將干祿謁進希望寄託在他身上的不止王惲一人，以致出現了彼此競爭和排擠的現象。王惲詩中“沙鳥忘機還自樂，池蛙睅目欲誰嗔”一聯似乎就透露了上述信息，因此他又不無牢騷地說“應憐擁篲侯門下，何似行歌澗水濱”。

年，正在京兆授徒為生的名儒許衡受到宣撫使廉希憲推薦，被忽必烈下令旨任命為京兆提學，“仍給月俸”。許衡“力辭不受，往返凡六七”。在辭職過程中，許衡給劉秉忠和張易寫了兩封書信。這兩封書信並非各自寫給一人，而是寫給劉、張二人共同收閱的，因此題為《與仲晦仲一》。內容如下：

某頓首再拜兩君子執事：將春，敬惟雅況清裕。某山野鄙人，虛名過實，不勝愧負。仲一過京兆，以稠人中，不克款附所懷。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，使某寬而居，安而待。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，今復十數矣。其束修之供給有餘裕，恩旨益之以奉給，是魚肉而又熊掌也。以義制之，不容再受。且仲可、遵道之生理未治，其事體自是不同。再四辭于宣撫廉公左右，未見從允。靜言思之，將苟避矯激之嫌，必難免士林之誚。託所以解之，非二君子其誰可者？弗獲，即有不安，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。區區不已，重附從宜李公，幸矜亮。

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。某之寡陋，先生素知，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，已愧不稱。況提學之職，必習知舉業、場屋有聲者可得為之。而某蹇淺昏昧，一無所曉，何以當此？苟强顏為之，不唯取笑四方，為士友所責，亦恐用非其人，為當路諸公之累。是以傾輸悃愊，冒瀆陳說仲晦、仲一二君子，所願奉致此意，何由使某得守先命，少緩士林之議。便風，不乏伏賜誨藥。邇者從宜李公來，傳道二君子雅意，佩感，但病中不能作書為謝爾。

許衡與劉秉忠、張易二人，大約原來没有什麼交往。第一封信提到“仲一過京兆，以稠人中，不克款附所懷”，當指年張易西行赴聘，在前往六盤山途中路經京兆，因而與許衡有一面之緣。信的開端有“將春”之語，則寫信時間大概已到年年初了。根據《元史》本紀可以知道，忽必烈由大理班師後，在六盤山短暫停留，隨即於年八月回到桓州金蓮川王府。年春，在桓州以東營建開平城，由劉秉忠負責選址和規劃。這段時間，劉秉忠應當就陪侍在忽必烈身邊。而許衡的兩封信告訴我們，、年間，張易與劉秉忠共在一處，也就是說他也同樣陪侍在忽必烈身邊。忽必烈的“潛邸舊侶”人數甚眾，但許多人被派駐中原封地，有的雖然入幕，沒過多久又回歸鄉里。張易的情況則不同，入幕後未見派駐中原或回歸鄉里的記載，大約一直追隨於忽必烈左右。這表明忽必烈對他十分重視。實際上，許衡之所以寫信給劉秉忠、張易，顯然就是由於他們兩人在忽必烈身邊地位特殊，可以代為說項，使自己“得守先命，少緩士林之議”。因此才說：“託所以解之，非二君子其誰可者？”在致信劉秉忠、張易的同時，許衡還給王府中的其他友人另外寫了兩封信，其中一再委託收信人“復言于仲晦、仲一洎諸君子”，“致此意于仲晦、仲一二君子”，請他們“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，以諭撫司，得伸卑懇”。這也表明在許衡看來，張易與劉秉忠一樣是忽必烈幕府的要人，地位高於其他幕僚。有資料顯示後兩封信的收信人是張文謙，這是不無可能的。果真如此，那就意味着，儘管張易入幕比張文謙晚七年，儘管兩人所任同為王府書記之職，但張易在幕府中的實際地位却更高一些。照元人的說法，張文謙當時的角色是“在上（忽必烈）左右主儒者”，而從許衡的信來看，張易似乎更加符合這一角色定位。

對於張易入幕之後的重要地位，前人已經有所揭示。白鋼對許衡的《與仲晦仲一》書信進行了討論，指出：“在許衡眼裏，劉秉忠與張易當時在忽必烈幕府中，處於平起平坐的地位。”但他由此推論張易早在年即已入幕，認為“否則，便不可能成為王府書記，與劉秉忠平起平坐”。這就有問題了。其實，忽必烈對幕僚重用與否，同他們入幕時間早晚並無直接關係。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文統。王文統是年才被推薦給忽必烈的，推薦人中即包括張易。次年忽必烈即位，首拜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，“委以更張庶務”，地位超出張易和其他幕府僚屬。這充分說明入幕時間晚的人，其地位完全有可能後來居上。

那麼，年入幕的張易，在當時為什麼能有後來居上的重要地位呢？大約有兩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劉秉忠的提攜。從現有資料來看，雖然劉秉忠與張易結識可能不算早，但後來却成為莫逆之交。現存劉秉忠《藏春詩集》收錄了寫給張易的詩詞八首。集中作品，投贈對象可考者有限，贈張易者達到八首，已屬最多。諸如“玄鳥欲歸黃鳥斷，詩哦伐木正思君”，“塞下相逢一杯酒，貴傾肝膽略無疑”等句，足見兩人交誼之深厚；而“張翰且休歸故里，謝安應不負蒼生”，“好把中原麟鳳，網來祥瑞皇家”等句，又盡顯劉秉忠對張易之推崇。孟繁清在對相關詩作分析後指出：“詩人和張易有着特殊的親密關係……没有十分深厚的情誼，是寫不出這樣真摯的詩句的。”“也許，在同僚摯友中，真正可以依賴而又有共同語言的只有張易。”兩人的“共同語言”確實很多，因為他們都曾出家為僧，都具有比較駁雜的知識結構和學術取向，以及很強的用世抱負和政治才能。如所周知，劉秉忠在忽必烈身邊具有特殊地位。他既然與張易如此投緣，對張易如此欣賞，自然會大力提攜，提攜到某種程度上與自己“平起平坐”也不算奇怪。另一方面，也與張易本人的個性、能力和才學有關。張易為人“剛明尚氣”，“符士以誠，忤之，不復與合”，早年的坎坷經歷賦予他快意恩仇的江湖習性，這樣的性格更容易得到蒙古統治者的認同。他的政治才能十分突出，有“練達政體”、“臨政善斷”的讚譽，學問方面出入儒、釋、道，兼通天文律曆、陰陽術數，皆非單純的文士可比。因此，其入幕之後能夠脫穎而出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然而，由於文獻闕略，我們對張易在幕府中的具體活動所知極少。年的阿藍答兒鉤考事件，似乎並未牽連到張易。這應當是因為張易身居王府，没有直接參與漢地管理工作。年，忽必烈在開平主持佛、道辯論大會。根據《至元辯偽錄》列舉的與會名單，佛教方面包括“少林長老（福裕）”、那摩國師、拔合斯八國師（八思巴）直至“太保聰公（劉秉忠）等三百餘僧”，道教方面包括“張真人（全真掌教張志敬）……等二百餘人”，另有“儒士竇漢卿（竇默）、姚公茂（姚樞）等、丞相蒙速速（孟速思）、廉平章（廉希憲）、丞相没魯花赤、張仲謙（張文謙）等二百餘人”列席會議。其間，並無張易之名。但據同書記載，辯論結束後，有一位道士自稱已有歲，繼續向僧徒挑戰。忽必烈“使僚佐張仲謙、元學士窮考年數”，得知其“乃三十餘歲，本邢州人也”。這裏提到的“元學士”，或許正是張易。因為就目前所知，忽必烈身邊並没有姓元的幕僚，所謂“元學士”，很可能就是“元書記”的另一種表述形式。這樣的話，就說明直到此時，張易與劉秉忠一樣，仍然保持着僧徒身份。在《至元辯偽錄》開列的與會名單中，他大約是被包括在“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”或“張仲謙（張文謙）等二百餘人”之中了，故未單列其名。

年，蒙哥汗大舉伐宋，忽必烈奉命單獨統軍南征鄂州。此時張易終於出現在我們的視野裏。王惲《中堂事記》記載：

（中統二年六月）八日戊戌，……追諡前經義狀元李俊民為“莊静先生”。（云云）。先生字用章，艧澤人，明昌間進士，道號鶴鳴老人。在河南時，于隱士荊先生傳皇極數學。己未間，聖上在潛，令張仲一就問禎祥，優禮有加。至是先生已歿，其言盡征，故有是命，以旌其德學云。初，張辭去，曰：“繼請以蒲輪來起公。”先生笑不答，贈詩以見方來。……明年正月，先生卒於家。

己未，即年。根據《元史》本紀，這一年二月，南征途中的忽必烈“會諸王于邢州”，當在此短暫停留。李俊民的家鄉是澤州（今山西晉城），距邢州不遠。唐長孺因而推斷“訪問李俊民必在師次邢州時”，其說可從。也就是說，年二月，張易在隨從忽必烈南征經過邢州時，曾奉命到澤州去拜訪李俊民。值得注意的是他被稱為“張仲一”，在當時文獻中首次以俗姓冠于“仲一”之上，很可能表明他已經還俗。聯繫到王惲在張易死後所寫悼詩，其中有句曰“圖回東別鶴鳴軒，脫却山衣相有元”，或許可以大膽推測，張易的還俗就在年二月前後。同年十一月，郝經在向忽必烈所上《班師議》中稱張易為“張仲一”，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。

張易的幕府生涯，可考者大體如上。下一年，忽必烈登上汗位，推行漢法，設立中書省，張易被任命為參知政事，繼而升任右丞，其身份由王府幕僚變成了朝廷宰執。有趣的是，當年在張易出山之際投書求薦的王惲，此時又來到燕京，再次呈上一封《上張右丞書》。與近七年以前的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比較，這封新的上書從內容到用典都頗為雷同。其中回顧了作者與張易上次會面的“往者知遇之故”，更加直白地表達了“出大賢之門，脫囊中之穎，攀逸駕，附驥尾”的迫切心情，明確期望“投書宰相，遂韓愈早達之心，擁帚侯門，要魏勃見知之遇”。由於張易地位的上升，信裏對他吹捧的調門自然也就更高。主要的一段是這樣表述的：

伏惟閣下剛健文明，練達政体，挾漢日則洗光咸池，分蘭省則坐鎮俗雅；忠結主知，學為世用，承恩綸於夜半，洞律管於天心。而復闚其經綸之業，大有高於天下者，不得不為閣下頌之。昔房喬善斷，而如晦矢之以謨；姚崇應變，而宋璟守之以文。四賢者，雖所行不仝，同歸於正，故相須以成，俾無悔事。今閣下極推讓規隨之度，收清寧畫一之功，誠漢室之蕭、曹，聖朝之房、杜也。然念朝廷日遠，天下之事盡在中書，中書之權寔在二三執政。今閣下繋國安危，為世輕重，進退百官，號令天下，所謂仕進之煙霄，一世之龍門也，尚何驥尾青雲之比擬哉？天下之士欲掇青紫、昭名聲者，捨閣下而將安歸乎？

本文的討論，自王惲致張易的書信起始，也就至王惲致張易的書信為止。至於張易入元以後的宦海浮沉，或擬另文探討，這裏就不再贅言了。

（本文在撰寫、修改過程中，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迎勝、陳得芝教授及翟禹博士、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張衛忠博士，均曾給予有益教示，謹致謝忱。）

（本文原载于《文史》年第1期。为方便阅读，删除文中注释。感谢作者授权发布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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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海明，男，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；

張帆，男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

“观点”栏目主编：黄二宁

本期美编：江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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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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